杨绛与读书:
杨绛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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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评论杨绛的散文，特别是反映文革期间生活的散文时，在用到从容克制、温婉平静、幽默简净这类词汇之后，总要说一句：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我却觉得她连怨和哀都谈不上，她的通透和智慧已经使她拥有了人莫予毒的生命质量。对于所经历的荒谬残酷和坎坷，她只是像她曾经鼓励一个要自杀的年轻人所说的那样：冷静、耐心、坚强。
十几年来，杨绛的散文一直放在枕边。已经烂熟了。却仍然感觉兴味无穷。
杨绛曾说：“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在钱钟书逝世后撰文指出：“读书治学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他们选择的生命存在方式与价值所在”。
读书之于杨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她曾经在散文《读书苦乐》文章历数“乐在其中”的缘由：
读书可以拥有“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杨绛觉得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儿”，“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足不出户却能穿越时空，参见任何时代和国度的学者。可以恭敬聆听，也能发问辩驳，话不投机还可以抽身退场不被嗔怪。读书如“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更是兴会无穷。这种“串门儿”，避开了现实的竞争、倾扎和排挤，是她内心的呼唤，是她生命中无法抵御的吸引力，书以外难得。
读书能够“观赏”真境、真人。杨绛认为每一本书“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以及“生存其间的人物”，“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了解真实的渴望，源于对人性和社会发掘的需要，源于对自我心灵与生命升华的需要。一本好书便是一个仿真世界，却没有遮蔽和伪装，一切世态人情的真相都描摹毕现。杨绛爱说“观赏”，即审美地置身生活之中，会更加超越与清醒。
读书能脱去愚昧。书籍的境地“包罗万象，贯通三界”。常常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不仅能通人情、晓世事；还可以通今博古、举一反三；脱去几分愚昧、练就火眼金睛，看穿“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现实生活中，出自无知的愚昧，繁衍了多少荒诞、残忍、丑恶，让人们蒙受无穷的欺骗和痛苦；使缓慢前行的社会倒退和灾难频发。她绝不愿意“活一辈子，只在愚暗中挣扎”，她相信，勤于读书思考，就能够洞彻世事，而不被其蒙蔽与污染；就能够脱去几分愚昧。
读书能获得智慧、得遇同道。串门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开了心窍，就更是乐以忘言了。脱去自己的愚昧，杨绛并不满足。获得并承传智慧，把“一代代求得的智慧，能累积下来，至少一脉流传，别淤塞，别枯竭”，以致“大家同心同德，把这个世界收拾的完整些，美好些”，才是她的终极理想。
正因为如此，杨绛的生命之乐在于读书。杨绛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天生的禀赋，让她从小就深尝读书之乐。她嗜书如命，年幼的时候，回答父亲的询问，说如果一星期不读书，那么“一星期都白活了”；长大后，希望自己有益于人，“就自己性情所近，尽我的一份力”，读书更加自觉，考取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在跟随钱先生留学期间，因为房子小，“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不禁“心里暗暗叫苦”。
而后来坎坷的人生际遇，更使她清醒地觉悟到读书之于自我的意义。它不仅是职业的需要，是实现志趣和追求的通途，也是坚守自我价值的最后堡垒。读书成为一种顽强意志的外化，使她在时代的涌流中沉潜下来，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觉悟。文革期间，金钱地位名望甚至人身自由一并失去，她也不改其志，“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从农村改造回京后，开始自学西班牙文，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坚持做习题，并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一九六六年文译稿被红卫兵没收，“直到一九七零年六月才发还，但这几年间，我没有荒疏西班牙文”。
读书，还是她苦难中自我救赎的力量源泉。书中的一切内化为她顽强的意志和信念，使她能够身处逆境而雍容自若。读书之乐引领着她，共存在这个多变、荒谬而又残酷的世界的同时，又能够得以超脱：抗战期间，她在被日本人传讯前等待的空闲里读杜甫的诗，“我像武松在牢房里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文革期间，在自己负责打扫的厕所里，“背诵些喜爱的诗词。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去翻开读读”。女儿钱瑗和钱先生先后去世。她忍着失去亲人的孤苦，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了英文版《斐多》的翻译。她在此书的“译后记”中写道：“我不识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但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知道柏拉图对西洋文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知道《斐多》是一篇绝妙好辞。我没有见到过这篇对话的中文翻译。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可借鉴学习的人很多，仔细想想，原来早就选了杨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