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与自然“无缝对接”需要付出代价
这么十多年来，我阅读、收集到的与自然有关的作品，算是不少，中国人写的作品中，我最为喜欢的，是
在读到京华出版社刚刚出版、拿着还烫手的《生而自由——野生母狮爱尔莎传奇》之前，我正好欣喜地读过北大教授潘文石写的《熊猫虎子》，这本书是
几乎同时，又读到了《灰雁的四季》，这本书也是一个奥地利人写的，作者康拉德·劳伦茨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这本书的写作时代，与乔伊·亚当森写《生而自由》的时代也就相差个那么十来年。
《灰雁的四季》是197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康拉德·劳伦茨写的一本“非学术性著作”，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他“喜欢观察动物的生活”，“吸引我们的是所有有生生物所体现的和谐”。他认为：“只有直接的、没有任何假设的观察能够向科学家展示全新的意外的东西。实验者在实验室里向大自然提出的问题总是以他想证实或反驳的一个推测为前提的，而这一推测总是源于此前的一个观察。换句话说，源于我们的感官和神经系统——它们靠感知的数据形成知觉——的非理性认知结果。如果一位科学家自以为知道和了解人类向大自然提出的所有问题，那他就是把人类的智慧估计得太高了。如果一位研究者泡在实验室里，与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毫无接触，那么，他的工作中所设想出的问题就很容易偏离真正本质性的东西，即便他搞出一些名堂，也是微不足道的。” (《导言》)
他还认为，知识并不是枯燥地或者以逻辑化地进入一个人的头脑和意识，与之相伴的，一定有审美的存在，或者说，一个人认知一件事物，理性的推认只是一小部分的动力，更大的动力是非理性的感知；“科学”是其过程，但“文学”也是其重要通道。这种感知带有鲜明的美好情感的介入。
《灰雁的四季》作者在书末的“跋”中这样说：“今天，大自然对文明的人类中太大一部分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大多数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只和没有生命的、由人做出来的东西打交道，他们已经忘记该如何理解有生命的生物，如何和它们打交道，从而导致人类作为整体如此无情地摧残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与此同时人类却也生活在大自然中，靠大自然生活。重新建立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联系是一个崇高而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一任务能否成功，将最终决定人类是否会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一起走向毁灭。”
同样，《生而自由》的作者也这样说：“我又想到了爱尔莎——她生在一个多么美的世界啊。不管失去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让她回归这种生活，不让她受到羁绊，那可能会剥夺她所有的本性。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工喂养的狮子被成功放归野外的记录，但我们依然心存希望，希望爱尔莎能够适应野外的生活，适应她一向接近的生活。”
但，不像读《灰雁的四季》、《熊猫虎子》这样的作品那样纯粹，《生而自由》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思考和疑问。乔伊的丈夫是东非肯尼亚一个地区的野生动物高级监察官，他有很多职责，“例如强制执行狩猎法，阻止偷猎，以及处理骚扰部落居民的危险动物”。这使他的工作在现在看来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要处理“危害人类的危险动物”，一方面他又要保护野生动物不让人们偷猎。
因此，小母狮爱尔莎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大自然某种剧烈冲突后留下的“孤男残女”，被科乔治夫妇救治后好心收留后再放归原野。恰恰相反，爱尔莎与她的两个“姐姐”的母亲，是被乔治和他的助手肯恩用枪打死的，因为他们在凌晨时，“被带到据说是咬死了人的狮子藏身的地方，破晓时，一头母狮从岩石后面冲出来攻击他们。尽管他们没想到要杀死她，但她离得太近了，后退太危险，因此乔治示意肯恩开枪，肯恩射伤了她”；母狮逃走后，他们追踪，最后，找到了她的巢穴，“母狮调转了方向，乔治这才射杀了她。这种一头正值壮年的母狮，乳头因为饱含乳汁而胀得很大。看到这种情况，乔治才意识到她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如此勇敢地面对他们的。他责怪自己没有早一点看出母狮的行为显示出她是在保护自己的幼崽。”
三只小母狮被收养后，慢慢长大，两只大的被送到的欧洲某个动物园里，只有爱尔莎一直留在乔伊夫妇身边。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不停地看到冲突的存在：为了保护人类，乔治打死了好多只狮子或者其他野生动物；为了给保护爱尔莎或者给爱尔莎提供食物、训练野生技巧，乔治也打死了好多可能伤害爱尔莎的野生动物。同时，乔治又旗帜鲜明地与偷猎者作斗争，把许多偷猪分子送到了监狱。
乔治夫妇对爱尔莎的“训练”颇为科学，人狮之间的情感极为丰厚细昵，他们也深信爱尔莎必须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尝试，直到成功，“我们以自己的痛苦为代价，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后记》）。这个过程又是人类“正向能力”的一次良好体现，是人类美德之光的又一次闪耀。结果是，一头“我生来是自由的”狮子，回归了自然，而全世界的读者都读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教育人类该怎么做，才配得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
正是这种步步留痕的冲突，让这本书显得尤其的真实和细致，随时让你内心里剧烈冲撞，让你的大脑一直在疑问和解答中自相震荡。
大概一个人类群体有什么样的心性，就会生成什么样的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从中国人留下的典籍中，寻找中国人对自然的认知方式和态度。
而全球交融的一个美好结果，让“中国特色”的历史，有了诸多的“比对体”和“参照体”。在东西方高强度交流一两百年之后，再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与优劣，似乎意义不大；讨论哪个文明能够拯救世界、哪个文明将帮人类走出困境，似乎意义也不大。文明本质上没有高下之分，文明是各个群体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同样的现象有不同的理解，同样的理解有不同的指向。人本来就是文学性的，因此，文明本身也是其混沌性，试图用逻辑化的边界去划定某些群体的“文明”，终究有些力不从心。
但确实，差别还是存在的。以前我喜欢说，中国人不热爱读书，也不热爱自然。现在，也许需要把这句话改为，中国人热爱读书，但读书的方式有待替换；中国人也热爱自然，但热爱自然的方式也有待替换。因为，我看到了热爱自然的更好的方式——那就是与自然无缝对接，也清楚“读书”的更好的方式——那就是除了阅读人类的“无目的作品”，更要阅读大自然。
中国虽然缺乏观察自然、阅读自然、与自然交朋友的“宏大传统”，但我同样相信，认识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输入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让人倍感愉悦的感染美好情感的过程。人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文学状态，混沌状态，非理性状态。但这样并不妨碍人类的认知和准确判断。
人一走进自然界，浑身上下都会迅速充满一种难以言状的纯净感和喜悦感，如果此时他能够认识鸟、认识花，认识植物、昆虫、石头、风雨和云彩，那么他的愉悦感一定超过对自然茫然无知的另一部分人。
只有热爱自然的人才能替自然写出他们内心所怀的情感。只有自幼与自然“无缝对接”的人，才可能真正进入自然。中国有许多人试图描写自然，但不是笔力不足，就是心力不到。中国有一些人努力撰写环保作品、创作环保歌曲、拍摄环保电影，但可惜的是，由于没有真正进入自然的心灵，所得的“晶体”总是不那么纯正，无法打动人。
我这样说的意思，恰恰不是指环保作品只能由环保人士来写，我其实一直倡导的，是环保作品应当是非环保人士来写。因为环保本来就不是社会少数人的“感知”，而是每个人共同的本能，是社会的共同使命，因此，让环保专业人士去创作其不一定专业的文学作品或者科学作品，其实未必合适。
中国的“环境文艺”不发达，原因是中间缺乏这么一个通道：有太多的人没有用心地去感知自然，其心灵无法与自然无缝对接。这导致许多作家写起自然来，许多导演拍摄起环保来，许多作曲家“模拟”起自然界来，总是让人感觉到有所隔膜，美感全无；其作品反映出来的内心状态和现实能力，要么像个实习生，要么像个到乡下参观的城市小孩。
这个世界上大体有两类经典，一是人类历史中不同智慧的结晶，这类经典多半以文字等媒体形式传承了下来；一类是大自然，就在人类经典越积越多的时候，自然的经典却可能在萎缩和中毒，因为人类这个物种的过度强大和杀伤，生动的自然被分割成碎片，生而自由的许多物种快速灭绝。
阅读自然的方式是与自然浸泡在一起。任何试图与自然隔离的办法都无法获得自然的真谛。因此，中国要想写出《生而自由》这样的作品，除了必须有
热爱自然的人是需要为自然界付出的，能够与自然界无缝对接，就需要为自然界付出代价。毫无怨言地付出代价是人类的美德之一。我想，《生而自由》这本书封底上的文字也是让人震撼的。1910年出生的乔伊，在维也纳接受教育，“在26岁那年，她到肯尼亚去看望朋友，从此就留在了肯尼亚，直到于 1980年去世”；“1980年，乔伊·亚当森在肯尼亚被一名对她心怀不满的前雇员杀害。1989年，乔伊的丈夫乔治·亚当森在肯尼亚北部被索马里匪徒杀害。亚当森夫妇的遭遇正好印证了乔伊生前的一句话：最可怕的不是猛兽，而是人。”
因此，人不仅要通过阅读大量的人类通过观察自然、体验自然而得到的“人类经典”，以不停地修正错误，纠偏心智，更需要大量阅读自古就存在、饱经患难但仍旧慈爱无限的大自然经典，以让人类摆脱狭隘的自私，走向全面的公益，让人性之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