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宓的美
姚宓。她是一个浸透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灵。她的人生智慧在不足二十岁时便表露出来：身为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她不仅果断地处理了父亲的丧事，而且为了给母亲治病，将自私的未婚夫也“唾弃”了，毅然退学专心侍奉母亲。她聪慧、美丽，与轻盈活泼的唐晓芙相比，姚宓似乎显得过于老成持重，让人难以接近。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她外表的冷漠与举止的沉静，只不过是其在复杂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犹如她将五彩织锦缎面的灰背袄穿在不起眼的灰布制服下面一样。她在世人面前竭力用一副成人的面孔，把跃动于胸中的童真未泯的心灵严严实实地掩藏起来。姚宓已不复仅仅为一个文学形象，在她身上杨绛先生熔铸了典型的东方式的柔中寓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的人生智慧。她的处世态度与交际哲学不失为一种睿智的选择。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对爱情、婚姻、家庭及人伦关系的关注与处理上，杨绛借助冷静审视的叙事风格，温和淡雅的调侃，巧妙地规避并消解了两性冲突。其艺术手法既不屈从于男性权威话语，也不刻意女性中心说，而是通过中性的语言传递一种两性关系中庸化情绪。这集中地体现在对许、姚爱情的阐示中。虽然大环境是“三反”，但爱情仍在惊涛骇浪中盛开。纵然只是昙花一现，却暗香浮动，余韵绵长。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大会上，丁宝桂眼中姚宓的“惊鸿一瞥”：“眼前一亮，好像和谁打了个无线电”。拉开了许姚宝黛式的颇带夙缘色彩的爱情的序幕。之后，讨论会发言记录，图书馆智斗妮娜，藏书室开怀畅谈，交换钢琴和唱机……读者便如同彦成拨开迷雾看清姚宓一样渐渐走近了他们的爱情，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美丽，但听杨先生娓娓道来，悠悠讲述，丝毫不见一般的婚外恋的那种苟且。“秋日同游香山”让我们产生了多少美好的希冀，可彦成的临阵退缩又令我们无法不象姚宓一样失望和无奈。当读者情绪正在低谷徘徊，作者却又借姜敏之口欲将“桃色事件”演变为轩然大波。而在我们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为许、姚捏一把汗时，杨绛先生却不慌不忙地派遣关键人物杜丽琳“四两拨千斤”，主动遮掩，使矛盾缓解在了激化之前。作者巧妙缓解两性受困的现实，并将高潮部分作了淡化处理，虚写带过，这样层层铺垫又暗转笔锋的安排，使作品张弛有度，呈现出了温柔恬淡的风格，也弥补了充满矛盾的文化缺陷。对女性解放，她采用了春秋笔法，不动声色地将鲁迅小说的精神传统继承了下来，在新文化语境中作了发扬光大，完成了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叙事的继往开来。在许、姚的爱情之路上，姚宓一直是与彦成并肩而行。在小说的第二部第十四章，许彦成在给姚宓的一封信里表示：“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找‘她’，我终于找到‘她’了！”姚宓接信后只简短的问了三个问句，其中第二个是：“你的‘她’是否承认自己是你的‘那一半’？”只此一问，便在揭示彦成暗藏的男性中心立场的同时凸现了姚宓不同凡俗的见解与女性自立自尊的个性和追求精神平等的要求。
杨绛先生在《洗澡》中选择了用浪漫主义手法演绎女性婚恋。当代青年学者胡河清认为：“《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的确是有道理的。作品中对许、姚二人爱情的刻画，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精神魅力与唯美色彩，揭示了以心灵的相互感应和高度默契为指归的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杨绛笔下的女主人公姚宓“虽手无奇花，但心有明镜，是藐姑射仙人之伴”，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在水伊人”。她与彦成的爱情源于心灵的相契相知，不掺带任何物欲杂质。“小书房互诉衷肠”尤使这种默契与灵知升华到了顶峰。正如胡先生所评：“因缘流转，如恒河沙数；惟两心相契而臻完美之境，则能于一瞬中参透往昔无量劫。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理感觉，表明精神恋爱已达到了极致的境界”。他们在忍耐中求平衡，在克己中获和谐，在内省中求超越。而血液中沉淀着的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又令他们不敢正面迎接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姻缘。于是，这场唯美的如轻颤的水莲般的恋情凋谢了……但杨绛先生不忘在最后用浪漫为他们谢幕：让姚宓披上了“一件烟红色的纱旗袍”，以最美丽清纯的女儿形象与修炼百年方得今生回眸的恋人永诀。一切的一切，不为世俗所污染，不被物质所羁绊，如清澈的沧浪之水荡涤着读者的灵魂。女性作家柔美、细腻的风格也在浪漫间渗透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