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陈嘉庚（英文名：Tan Kah Kee，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又名甲庚，字科次，汉族,福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镇）。
陈嘉庚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获得成功。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1938年10月,他联络南洋各地华侨
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并发表演讲,盛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8年5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逝世。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侨企业家，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地区著名华人企业家，生前曾为全球华侨领袖，爱国人士。
创业历程
陈嘉庚17岁（1891年）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直到1904年，他集资7000多元（叻币，下同）创设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时隔不久，又接管了一个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在三个月内两个厂获利共4万元。
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他即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皮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后来因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他的企业如江河日落，终于在1934年全部结束。
他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以尽国民天职，故积资千万，全部用于兴学等公益事业，不遗子孙财产。
兴办教育
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毕生热诚办教育的教育事业家、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一生生活俭朴，但兴学育才则竭尽全力，十分热心。他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在解放后，不余己力，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亲自指挥工程进展，检查工程质量，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尽管陈嘉庚已是称霸南洋的大实业家，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但是他极具公益心，尤其对于兴办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随着他的企业的兴旺发展，他又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坐落在厦门大学陈嘉庚纪念馆前的陈嘉庚雕像。
陈嘉庚捐资办学的高峰是在1921年。他痛感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便决定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所有办学费用由他一人承担，包括大学的经营费用300万元，也由他分12年支付。对于厦门大学，他付出了满腔的心血，从聘请校长和教员，到校舍的选址设计施工，他四处奔走，呕心沥血，使厦门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的知名高校。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陈嘉庚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总值在1000万元以上，相当于他拥有的全部不动产。有人估计，如果他在当时买黄金，估计现在的价值已达到1亿美元左右。陈嘉庚在给集美学校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这封信件充分说明了他对于中国教育和崛起的深远见解。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民国8年，他开始筹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民国10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五老峰下正式开学，设师范部（文、理两科）和商学部。到民国25年，厦大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成为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民国26年陈嘉庚因企业破产，无法负担厦大经费，才请国民政府收为国立大学。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心中，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这个人，便是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投身政治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还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0年，66岁的陈嘉庚还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他参观了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1941年，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嘉庚被迫辗转到印尼等地避难，由于得到华侨的掩护，得以安全地度过3年多恐怖时期。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1947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陈嘉庚早在1910年就参加同盟会，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他一再反对日寇侵略，筹款救灾抵制日货，导致工厂被焚，亦在所不惜。“七七”抗日军兴，他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首先把南洋各属1000余万华侨组织起来，他被选为总会主席，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陈嘉庚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的抗战。就1939年来看，他募集的抗战军费为国币18亿元，华侨汇祖国之款11亿元中捐款约占10%。南侨总会抗战义捐约国币5亿元，主要是依靠群众用各种方式劝募。1940年他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各战区。访问延安时，所见所闻，综合观感，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表示衷心拥护。1942年，日寇攻占新加坡，他被迫避难印尼，在这期间，陈嘉庚作了自称“俚句”以明志的述志诗，有四句这样写道：“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故”。他搞到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1945年日寇投降，他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8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给他高度评价，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成为历史性的评价；周恩来及王若飞的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传诵于海外。
陈嘉庚先生忠公谋国，无私无畏，当国民党当政之时，他反对汪精卫对日言和，斥汪为汉奸卖国贼，后又反对蒋政权贪污独裁，致电美国总统，抗议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并公开声明不承认伪总统和美蒋条约。
1949年，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他看到伟大祖国站立起来了，决心定居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耄耋高年，驰驱祖国南北大地，舟车劳顿，席不暇暖，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他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陈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陈嘉庚先生永息在鳌园中。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不仅中国内地人尊敬他，而且华侨和海外华裔也尊敬他。他的精神在海内外都将永远放光芒。
庚精神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
——陈嘉庚教育文集
……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嘉庚办学最艰难时期
致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的信
到厦门，不可不看集美学村。而这大多是当年嘉庚先生带着工匠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先生一生经历过不少挫折。然而，无论是校舍毁于战火，还是自己的企业遭受重创导致资金周转困难，他都没有动摇过倾资兴学的理想。没有资金，宁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校舍被国民党炸毁，就再建起来。
如今，集美文教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集美人立志继承先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刚勇毅志，继续先生“教育兴国”的伟业。
穿过集美学村，我们来到位于海边的鳌园。鳌园内陈嘉庚墓围四周的青石浮雕，记录了先生一生中平凡却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海地探物”、“扯取花生”、 “削取海蚝”、“掘取地瓜”，是少年陈嘉庚勤劳生活的写照；“搭船出洋”、“米商服务”、“黄梨罐厂”、“栽黄梨园”、“栽树胶园”、“熟米机厂”记录的是陈嘉庚在新加坡艰苦创业的往事；“办集美学校”、“购三轮船”、“办厦门大学”说的则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情况……先生的一生，是坚持理想、艰苦奋斗的一生，是从不放弃、永不言败的一生。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市场一片混乱。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大环境下，陈嘉庚企业连年大亏，到1930年初期，陈嘉庚有限公司的处境更是窘迫。有人劝嘉庚先生要考虑减少逐月汇给集美和厦大的经费，但他回答：“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我担心！”在陈嘉庚入不敷出、向外国银行举债数百万的艰难时期，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利用债权人的地位，企图强制他将产业改为股份公司，并提出以停止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经费为条件。亲友中也有人好心劝他停止供应学校经费，以维持企业。但他认为：“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断然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
就这样，陈嘉庚独力维持厦大16年，直至1937年春，他为了全力维持集美学校，才将厦大无条件献给政府，改私立为国立。
抗战期间和解放初期，集美学校先后遭到日寇炮轰和国民党飞机滥炸，校舍毁坏大半，满目疮痍。陈嘉庚先生没有被困难吓倒。1950年9月，他回国定居后，立即着手集资修理、扩建集美学村。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所有大小工程的设计、施工、进度、经费调拨，都亲自指挥和精打细算安排；他不论风雨寒暑，每天都到集美工地巡视、指挥和解决工地上出现的问题，每个星期还一至两次乘坐普通的渡船到厦门大学建筑工地检查，并定期到各个石料厂和砖瓦厂现场解决问题……
在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集美、厦大一幢幢绿瓦飞檐、巍峨壮丽的学村建筑群拔地而起。在厦门大学，从1951年到1954年，建起了31幢大楼，共计 62600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前的一倍；在集美，从1950年开始着手修复遭战争破坏的校舍，1955年起又扩建了新校舍以及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医院、电厂、自来水厂、电影院和集美解放纪念碑，总建筑面积近16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前的三倍多。
* 公——永无止境的奉...
* 忠——永不动摇的爱...
* 毅——永不言败的坚...
* 诚——永不毁诺的铮...
诚——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
诚——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
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陈嘉庚1946年《南侨回忆录弁言》
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与正义，要明是非，要为社会做事。再多的钱可以花光，但诚实、正义却永远受人尊敬……有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敢做，乌七八糟的钱敢挣，这样的富翁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陈嘉庚归国后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诲
在集美穿街走巷，我们不时能看到一些以“诚”命名的庭院或店铺，如诚园、谦诚书屋等等，还有不少商家打出“诚实经营”、“诚信是金”等标语。
“君子必诚其意”，嘉庚先生无论经商还是做其他事，历来铁骨铮铮，永不毁诺。1918年，先生和胞弟陈敬贤亲自将“诚毅”二字定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如今，集美的不少商铺都在讲求诚信，集美的学堂也在讲授诚信，陈嘉庚先生一生崇尚的诚信美德，正在集美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在集美中学道南楼里，几名初中女生正在出一期关于纪念嘉庚诞辰130周年的黑板报。“知道陈嘉庚是什么人吗？”记者问道。“知道，老师上课说过。”女孩们回答。“知道他的哪些故事？”记者又问。一名女孩歪着头想了想，回答说：“我记得他替自己的爸爸把欠人的钱还了。”小女孩们或许还不能理解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的伟大情怀，嘉庚先生的故事给她们留下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做人要诚实，要信守诺言。 1904年，陈嘉庚父亲所营企业破产，欠印度债主哈利20多万元巨款。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子免还“，况且陈父当年便因破产而抑郁成疾不幸去世，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白手创业的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当时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白手起家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46年3月，尼赫鲁访问新加坡，陈嘉庚在欢迎会上致词，题为《领袖与诚信》，指出无论商界政界，“诚信”都是无价之宝，是成功的保证。
先生回国定居后，也常常教诲身旁的人要诚实守信。采访中，嘉庚先生生前秘书张其华先生对两件小事印象深刻。一件发生在1958年，当时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示先生，结果受到先生的严厉批评。先生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来提什么建议。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同样长期追随在嘉庚先生身边的总务主任叶祖彬身上。1956年10月，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乡亲回到集美，嘉庚先生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饭，并叮嘱叶祖彬多做一些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情不大，嘉庚先生却认为，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人，因此，要求叶祖彬写出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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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就算她穿着睡衣，只要开着BMW，你会说：“真有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