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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随中国科学院所级领导干部科研管理培训班赴美国考察培训，耳闻目睹这个世界第一科技大国完善、优良的科研环境，再次感受到美国科学技术领域所蕴涵的巨大创造力。在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认清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是十分必要的。

 

科学是人类认知未知世界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来源于人类精英分子的创造性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造就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创造力的基本条件是：有最好的科学家，而这些科学家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智。相对来说，美国集中了最好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这些科学家创造了最好的科研环境。

 

此行的美方接待者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西蒙教授。西蒙教授是美国科技政策方面的专家，也是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美国专家，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由于彼此非常熟悉，所以西蒙的言谈直率而随意，尽管不乏调侃之意，但他的一段会议发言给笔者很大的震撼并引起深思。他说：你们中国有最优秀的人才，但你们自己管理不了这些人才，我们能管理好。所以一流的人才来美国，二流的人才去应聘你们的“千人计划”，所以美中两国要合作。

 

我们当然不愿意承认管理不了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认为二流人才应聘“千人计划”的观点也是对热切回归祖国之海外科技精英的不公平。事实上，应聘“千人计划”的学者中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更大学术舞台的渴望而选择中国。但我们还是要虚心地承认，我们在高档次人才培养、储备和使用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为何出不了大师”的疑问不绝于耳。最近，某著名高校原常务副校长在钱学森逝世后所发表的博客文章中调侃式地认为“中国现在不需要太多像钱学森式的人才（中国高端人才）……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到国内）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

 

认真比较我们在学术环境方面和美国及其他科技先进国家的差距，深刻思考我们学术环境的客观现状和开诚布公地探讨逐渐改进之道等，都是科研机构管理者的重要任务和职责，也应该是我们国家人才战略和科研管理，乃至完善科研创新体系所必须涉及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阐述一些初步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重要性，都纷纷制定和完善了各自的人才战略。其手段也都大同小异，无外乎增加投入、改善待遇、灵活政策、赋予名誉、委以重任等。实践的经验表明，薪酬待遇无疑是重要的，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下，薪酬待遇的重要性是绝对的，正如著名的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一旦跨越了这个底线，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会上升。事实上，那些共和国成立早期归国的海外精英们，都并非出于为获得更好生活待遇的目的而回国，相反，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以及事业的成就感是他们归国的最重要原因。这样的例子很普遍，不必赘述。

 

今天，美国一流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大约在15万美元左右，按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当然十分可观，但其绝对购买力也远低于汇率换算的结果。中国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正教授们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达到或接近美国教授的水平。而“千人计划”入选者，按相关政策据有关测算可以在40万～80万元之间甚至更高。其实际购买力水平已经远超美国教授。如果考虑税收等因素，则国内的优势将更加明显。事实上，最优秀精英级学者们（不是一般的学者）更重视的是其学术生命的发展和延续。也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无限热爱，才能造就尖端的人才。记得一位商界名家曾经说过：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你仅以赚钱为目标，你成就有限。科学家更加如此。因此可以认为，薪酬待遇标准已经不是我们人才战略的“短板”。

 

 

学术自由对于学术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把自由作为科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认为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什么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就是政治待遇、经济条件和职业安全的保障。19世纪后期，科学研究逐步确立为美国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为学术自由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需求。为了维护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并发布了1915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此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相继通过1940年、1958年等一系列保护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声明。这些举措从思想层面为保证基本学术自由奠定了思想和道德准则。从制度层面来看，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以独立决策的学校（或研究机构）董事会为基本决策模式、以开放流动的全球青年精英人才政策为保障、以终身教授制度为核心、以严格设计的同行评议为资源分配依据。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的科学研究具有较多的学术自由，比较能够独立于科技资源分配以及宗教、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

 

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挣脱了思想上的枷锁，但现实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着限制科学家自由思想、自由科研的诸多因素。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制度设计上的三大弊端：一是我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尚过多地被各种社会生活和经济利益所影响；二是存在着日益教条和近乎粗暴的科研绩效考评体系；三是过多权威、派系和行政权力参与到科研资源分配体系当中。举例来说，我国的院士制度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对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发挥更好的影响。

 

不可否认，院士是我国科技界精英的代表，他们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院士制度在各国均是一种会员制度和荣誉制度，是对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们的一种认可。大部分院士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和对科学的深切把握都是在他成为院士之前。但在中国，院士不仅成为最高学术成就的代名词，也成为权威、权力、资源的同义语，且过多地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和力量参与到各种决策过程。一些政府部门，由于自身缺乏科学决策的程序和信心，纷纷寻求院士光环的庇佑。在各种涉及科技发展的决策当中，以部分院士成员为代表的学术权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堂而皇之地和一些政府部门达成了相互的利益共识，甚至存在权力寻租现象。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动用机构、部门甚至政府的力量来发展院士和引进院士的情况。这也造成个别院士四处兼职、多处取酬的现象。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在评议研究团体的时候，经常把有无院士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此外，院士在科技项目立项、投标、评审等各方面普遍存在显著的特权。这种院士的特殊作用和特殊权利，使得院士成为青年学者、特别是大批归国学者们仰慕的终极理想。而一些最有创造力的青年学者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过程中部分地丧失了对科学本身的迷恋。

 

在江泽民同志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产生了资深院士制度，使80岁以上的院士不再参与一线的科研决策，这无疑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上善之举。院士是终身荣誉，但其工作职位不应该是终身的。目前在各大学和科研单位，普遍存在着院士不退休的奇怪做法。这样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改善中国科研环境，应先从改变中国的院士制度做起，还院士制度以应有的和本来的面目。我相信，这也是广大院士的心愿，因为他们对科学有着最深刻的理解，也是最热爱科学的人。

 

 

在所有科研环境当中，科技资源的分配可能是最直接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资源的分配必然依赖于科技评价，科技评价是科技活动最重要和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没有评价就没有科学家的荣誉、地位和待遇，也就没有了基本的价值基础，科学家共同体也就失去了社会性存在的意义。但科学是揭示未知的特殊领域，这种认知过程有其巨大的特殊性。不可能用以往的结果来评价正在进行的研究，也不能用简单的量化来评价科学家的劳动。科学的评价只能由学术共同体内部具有相同领域的背景和研究的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实现。这就是同行评议。

 

我国的科技评价总体也是遵循同行评议的原理。即使是以论文发表作为评价指标，其基本的依据也是审稿专家的同行评议。我们的问题是：有同行评议的形式，没有或缺乏同行评议的精髓——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纯学术价值的评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图使用间接同行评议取代直接同行评议，且间接同行评议的标准摇摆不定。中国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研管理者深知科技评价的重要性，也洞悉中国学者“文人相轻”的传统，所以一直寻求使用客观标准来评价科学家和评价科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科技部委托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设立全国科研机构、大学SCI论文排名课题研究。之后，该课题组每年发布排名结果。这开启了中国特色的间接同行评价的时代。之后，以SCI论文为主要内容的科技评价一直繁盛至今。所评价的对象从机构到个人，从教授到研究生。这种评价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却再次抹杀了科学的真谛。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某些学者每年发表SCI论文30～40篇，高产之极，被国际同行不无讥讽地认为是“奇迹”。这方面的其他例证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评议的指导思想违背科学规律和价值错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芝加哥大学进化与分子生物学系原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吴仲义教授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评价体系的初衷和结果是：防止出现差的，不鼓励出现好的。国内科学评议的初衷是奖勤罚懒。所谓“先改革先收益”，“绩效优先、兼顾公平”。我们的评价结果和科研单位、科学家绩效密切挂钩就是明证。但科学研究是创造性劳动，它来源于一定的积累，来源于对科学的热爱，来源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灵感。我们现行的频繁、简单、量化的评价体系和办法，在督促“懒惰”科学家勤奋工作的同时，使得最有潜力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才疲于应付，放弃了对科学发现规律的应有遵循。我们在不容忍平庸、懒惰和失败的同时，放弃了对杰出的渴望。

 

三是国内机构评审失去公信力，目前国内一流研究机构正在尝试使用“国际评价”。此举当然是为了更多地得到国际专家的咨询意见，但也表明了国内科技评价机构的缺失，或原有科技评价及机构公信力的丧失。反观美国，存在着大量以科技评价和科技咨询为主业的中介机构。如美国科学促进会、纽约科学院等等。这些机构虽然也有些有政府背景，但从管理和隶属上完全是非政府的，是独立运行的。这就从体制上保证了这些机构评价结果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至于一些科技政策咨询公司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咨询公司由于其评价结果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其评价的客观性就成为其存在的生命线。中国的科技评价应该呼唤独立的非政府隶属的专业评价机构。

 

四是同行评议普遍存在着“叠加价值标准”。所谓叠加价值标准是指：评审专家首先考虑被评审者的学术价值；同时考虑自身的利益得失。通俗的说法就是：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同时考虑评审的结果是否对评审者有利，并把这种考虑叠加到学术价值之上。由于评价的标准经过叠加，是不纯粹的学术价值评价，其对学术评价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如社会大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入；政府部门高层决策者科学素养不够；社会和学术风气不良；学术资源分配不均和不足导致竞争激烈；评议过程缺乏精细管理和严格控制、学术评价机构公信力缺失等。针对目前中国科技现状，应适当扶植成立非政府的，甚至是商业模式运作的科技评价中介机构。加强科学家学（协）会的作用也至关重要。目前这些学会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学术研讨，很少对政府决策、科学家自身和社会大众产生影响。我相信，只要有合理的运行机制，优化的科学家群体和中立的科技评价机构是可以通过精细管理和严格控制而实现较为纯粹的同行评议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科研基础设施的条件已经大为改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功能已经基本实现。这一点只要看看我们日新月异的科研大楼和在仪器设备方面的巨大投资就可以知道。但由于我们自己是刚刚富裕起来，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完成从基本功能型向完善舒适型的转换。这种影响对于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影响不应太大，但美国以人为本的舒适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确实是吸引国际一流人才的重要因素。

 

本次美国之行，我们对以人为本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美国的许多科研机构当中，所有的设施虽然不极尽奢华，但材料、做工、色彩、灯光无不细致入微。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科研机构里，就是以科学家为本。就是要让科学家最放松、最舒心、最享受。这样的科研环境，再碰上有潜力的科学人才，科学的发展才能有一番新的面貌。

 

基础设施的以人为本，还体现在科学管理者对科学的理解。美国斯坦福大学最近新落成一座Bio-Xbuilding，就是基于校长认识到生命科学发展的巨大前景，以及生物科学和其他各学科的交叉融合的特点所倡议建造的。在校长的大力倡导下，这座建筑呈完全敞开式办公，共有来自30多个系的40多个科学家小组在这座大楼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中国有句古语：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其实，刚刚破土的梧桐也是不能供凤凰栖身的。梧桐必须枝繁叶茂，凤凰才会择木而栖。让我们的科学家、科研管理工作者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培育我们已经栽下的梧桐苗，并以此来吸引和欢迎我们的凤凰。

 

（作者系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9-12-23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