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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12月19日，旧金山湾区各界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隆重庆祝澳门回归10周年。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高占生夫妇应邀出席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和美国华商总会联合湾区40余个侨团在旧金山华埠举办的盛大庆祝晚宴，各界侨领、侨胞及友好人士400多人出席。

　　高占生在致辞中表示，澳门回归1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带领广大澳门同胞团结奋斗，积极应对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困难和挑战，妥善解决了关系澳门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今的澳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生和谐，这一切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高占生对旧金山湾区广大侨胞多年来帮助、支持澳门的发展和进步、为推动澳门与海外的交流合作、为促进澳门的长期繁荣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中午，陆文祥副总领事出席澳门艺术文化遗产学会在圣利安曲市举办的庆祝澳门回归专家演讲、武术表演和影展活动，加州参议员科贝特、圣市市长桑多斯及100多名葡萄牙裔和华裔出席。陆文祥致辞表示，澳门回归后，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被善加保存；开放包容、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被发扬光大。他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开拓进取、再创辉煌，澳门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下午，王新平副总领事应邀出席由东方艺术学院、湾区“大众论坛”、“世界电视”等团体在南桥学校举办的“庆祝澳门回归10周年书画摄影展”剪彩仪式，汪明菊领事及展览筹办人钟芷兰、“大众论坛”顾问刘应同等侨领和嘉宾出席。

    年关将至，新年的气氛渐浓，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传统节日――元旦即将到来，周女士已安排好，请公休假到香港过圣诞节，顺便去扫货，因为此时香港正举行购物节，冬装商品换季打折幅度很大。记者从邕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目前出境游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港澳游是一枝独秀。

　　圣诞节市民青睐港澳游

　　“圣诞节，香港的气氛很浓，而且离南宁也近，可以大采购，非常方便。”12月18日，周女士告诉记者她选择去香港过圣诞节的理由。与周女士想法相同的人还不少，当日，记者从邕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出境游中，“港澳游”相对比较受青睐。南宁中国青年旅行社计调中心的黄经理告诉记者，该社推出的香港圣诞节游，要比其他出境游线路要好，23日的团已满，将近30人，25日的团正在收客。因为正值年底，各单位均在做年底总结，所以参团的多以带薪休假、探亲访友的年轻人为主，他们顺便去购物。

　　广西康辉国际旅行社出境中心的叶经理告诉记者，该社除了收到赴港澳的团队外，还收到了30个自由行的客人，他们通过网站委托该社预订房间、机票或酒店，想赴港过圣诞节和购物。南宁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洪流告诉记者，目前正值年底，是各单位最忙的时候，所以相对七八月份的旺季来说，出团量并不是很大，但是比去年要好，而这些游客选择的线路也是以港澳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主，其中港澳游最多。

　　元旦泰国包机游受欢迎

　　“今年年初就一直想去泰国，可是等准备决定去时，泰国国内政局不稳定，所以一直不敢去，听说现在泰国国内治安很好，所以决定去了。”12月18日，正在一家旅行社报名参加元旦泰国包机游的王先生夫妇对记者说道。据广西康辉国际旅行社出境中心叶经理介绍，南宁直飞泰国的航线已于去年停飞了，上个月桂林直飞泰国的航线也停飞了，导致南宁人去泰国旅游一点也不方便。目前泰国国内政局稳定，为了方便邕城市民去泰国旅游，该社与南宁、桂林的几家旅行社共同策划了元旦7日泰国包机游，于12月29日出发，团费为2280元/人，目前已有40位游客报名了，总体来看，市民报名还是比较踊跃的。

　　迪拜游已恢复正常价位

　　“据说迪拜危机导致当地房价便宜都没人买，是不是到那里旅游团费也会便宜不少呢？”邕城市民王小姐向记者咨询，如果便宜了她想去。对此，叶经理告诉记者，迪拜破产，可是去那里的机票价格并没有降，房价也没降，所以团费也没有降。9月份，邕城旅行社首推迪拜游，吸引了众多市民报名，原订机位不够，又临时增加机位，主要是当时旅行社与地接社搞活动，团费便宜，可是随后迪拜游的团费恢复正常价位时，也无人问津了。“此次迪拜破产，让许多邕城市民有了想象的空间。“叶经理告诉记者，去迪拜的机票价格不降，房价、用餐也暂时没有降价的消息，目前迪拜5日游的团费还是12200元/人，这对邕城市民来说，性价比不高，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去。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邕城旅行社在元旦3天的假期里，还推出了越南、韩国短线游线路，如越南3日游护照团不到900元，韩国5日游不到3000元等。

湖人过去刚刚经历了连续5场客场比赛，其中4场还是远征东部，球队上下显得非常疲劳。今天，他们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洛杉矶，但留给他们休息的时间并不多，因为明天他们就将在斯台普斯中心球馆迎来雷霆的挑战，这也是湖人在圣诞节之前仅剩的一场比赛。尽管对手实力不算很强，但考虑到紫金军团舟车劳顿之苦，这场比赛全队上下还是保持了一定的重视。

湖人众球员的态度还是值得理解的，在经过一系列的客场旅行后，全队的时差和作息时间都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而且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旅途上，真正休息的时候并不多。

“一般客场之旅回来的第一场比赛都非常困难，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科比说道，已经经过十多年联盟磨练的飞侠自然懂得这种奔波之苦。在问到为什么觉得这场比赛会困难时，他回答道：“不是很清楚，但我想人在经过旅行后，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去调整到原来正常的作息状态。”

对于这个说法，加索尔也表示同意：“大家长途奔波回来，身体需要慢慢去调节，第一场比赛可能会显得有些行动迟缓，我们会去尽力避免出现这种状况。”

本赛季湖人的开局打的顺风顺水，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得利于赛程，因为先前的比赛主场居多。到目前为止他们进行过的26场比赛中，其中17场为主场，9场为客场。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赛程里，湖人的客场比赛会慢慢增多，这个月他们还剩5场比赛，除了对阵雷霆外，接下来要先后面对骑士、国王、太阳和勇士。

对于这些对手，湖人主教练一点也不敢轻视。“雷霆是一支胜率达到50%的球队，国王也处在进步中，太阳在主场非常顽强，而骑士更是难缠。”杰克逊说道。

其中与骑士一战被安排在了圣诞之夜举行，届时该场比赛也会对全国进行直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科比和詹姆斯同场竞技，还能看到奥尼尔重回洛杉矶。

尽管湖人目前的战绩不错，但杰克逊仍然不敢大意，对于未来的比赛，他没有放言能取得多少场胜利，而是谨小慎微地进行着球队自身能力的补强，目前他认为球队最大的问题出在进攻上。

“我觉得我们还能做的更好。”他说道，“我们的很多进攻套路显得有些退步，这种现象在球队训练不足时就会展现出来，大家在比赛中也会失去进攻的节奏。”

另外，科比的右手食指伤势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他表示目前该伤可能会困扰他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现在必须加强对它的保护了，特别是在防守时。而在进攻端，我持球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点不舒服，投篮时偶尔也会不适。”当然，飞侠并没有拿自己的伤当作借口来偷懒，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精力放在比赛上，就像他过去几场比赛时做的一样，四场东部客场比赛他分别得到了42、39、29和28分。

那么，换句话说，下一场比赛雷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菲律宾国家食品署周四表示，目前国家食品署已经为12月15日的60万吨大米进口筹措了185.25亿比索预算资金（约合3.94亿美元），这要高于早先的152.64亿比索。这将使得平均合同价格提高到657美元/吨，CNF价。根据早先的预算，合同平均价格在541美元/吨。国家食品署周二举行的60万吨大米进口招标会上，竞标者的报价大幅上涨。越南南方食品公司在周二举行的招标会上提供的报价最低，但是仍比国家食品署十一月初采购的二十五万吨大米价格高出26%。今年菲律宾进口了177.5万吨大米，低于上年创纪录的230万吨。

　　哥本哈根五大焦点争议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时居民搬迁问题、农业减产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能力建设、使用新能源等长线手段“减缓”气温升高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才是他们的着眼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上海报道

　　在哥本哈根的舞台上，有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各有目标，各有利益。在这出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大戏里，拨开迷雾，最核心和焦点的争议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为此专访了多年研究国际政治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曹荣湘。他也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执行主编。该丛书第一阶段三部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气候变化与民主的失灵》、《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出版。

　　争议之一：“体制”内外

　　《瞭望东方周刊》：哥本哈根会议无疑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在你看来，最大的争议点何在？

　　曹荣湘：我把哥本哈根最大的争议，归结为“体制”内外之争。

　　所谓“体制内”，是指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两大框架---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前者是一个原则性协议，后者则落实了具体的责任。

　　“体制外”则是指美国为争夺气候变化话语权和领导地位而主导的、脱离上述两大框架的一些国际活动，比如美国推动召开的一系列气候变化会议、签订的多边双边协议、启动的气候基金。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已分别设立55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气候基金，其总量已经超过了“体制内”的钱。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是为了取代《京都议定书》，抛弃联合国框架公约的原则共识，并回避自己的减排责任。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有经济考量。在哥本哈根，美国可能会以“体制外”资金已经足够、减排协议已有等借口，给谈判设置障碍。

　　“体制外”对“体制内”构成了严重威胁，这可能也会是在哥本哈根首当其冲的、在台面上爆发的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对体制内外谈判的立场是怎样的？

　　曹荣湘：中国政府认为，“体制外”是“体制内”的补充，欢迎“外”，但主张“外”只是辅，“内”才是主，辅服从于主。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体制内”的谈判又存在哪些最主要的争议呢？

　　曹荣湘：我把“体制内”争议总结为：一个目标，两个主渠道，三个原则，四个共识。

　　“一个目标”是指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摄氏度，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这个目标是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经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人尼古拉斯。斯特恩提交的著名的《斯特恩报告》结论一致。

　　但这个目标更多是代表了联合国和欧盟的目标，美国人持有不同的观点。获得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两位美国学者诺德豪斯和魏茨曼就认为，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

　　“两个主渠道”是上文提到的两个国际公约。但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数量少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因此谈判工作不得不采用“双轨制”。在之前的巴厘岛会议上，就成立了两个工作组，一个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框架公约缔约国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另一个是“《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两组同步开展工作，在本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上都会拿出提议。

　　“三个原则”是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正”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正”是比较基本的共识，但也并非没有异议。“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发展中国家要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应对气候变化，要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结合起来。或明或暗，这一条原则目前所遭遇的压力最大。

　　“四个共识”则比较具体，主要指：一，发达国家要为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担责任，要承担中期量化减排义务；二，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支持下，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三，应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四，应建立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但这四个“共识”，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共识，经常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一二三四加起来，这十点的每一点都处于争议之中。可想而知，哥本哈根会议将何其激烈！

　　争议之二：减排承诺

　　《瞭望东方周刊》：在本次谈判中，欧盟、中国、美国被认为是力量最强的三方，中美又刚刚公布了减排目标。你怎么看这出“三方演义”？

　　曹荣湘：欧盟是减排最早、最积极、最坚决的一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中国政府在近日也明确提出了减排目标，结合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还依赖于高能耗的事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承诺，也是非常大胆和有魄力的。中国的承诺给了美国很大压力。

　　美国的减排承诺是非常不够的，要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的碳排放量就比整个法国还要高。因此美国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奥巴马上任以来，在全球到处宣讲气候变化和新能源，但到了具体行动上就软了，是典型的“高姿态、低承诺”。而且奥巴马虽然将出席本次峰会，但只是前几天在，并不参加最后的谈判，这个行程安排也让人们很失望。

　　还有印度，减排的压力也很大。但他们GDP水平还比较低，另外高度依赖煤，还有5亿贫困人口甚至还没用上电，所以做出减排承诺是比较难的。

　　可以想见，哥本哈根会议上将有一场针锋相对之争。由于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离国际社会的期望值很远，而发展中国家愿意自行承诺的又很少(目前只有中国和巴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致的目标可以说希望不大。

　　争议之三：资金

　　《瞭望东方周刊》：气候变化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是否也存在比较大的争执？

　　曹荣湘：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即“体制内”用于气候变化的基金主要有4大块。第一是“全球环境信托基金”(GEF)，总额为43亿美元；第二是“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有9000万美元；第三是“最不发达国家基金”，1.8亿美元；还有“适应基金”，8000万美元。这些加起来还不到50亿美元。而据联合国公约秘书处估计，203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首相布朗不久前提出倡议，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拿出1000亿欧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其中的220亿~500亿要来自公共投资而非私营部门。这一提议受到了联合国的赞赏。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赞赏之余也补充说，这一融资力度还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困难，比如审批程序复杂、操作不够透明；更倾向于支持能力建设而非具体项目和技术转让；对发达国家重视的“减缓”支持较多，而对发展中国家看重的“适应”支持较少等等。此外，受援国还需提供配套资金。

　　在资金的管理上也有不少争议。目前GEF管理着最大的一块，发达国家提出，或许可以委托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专业机构代管，但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两个机构代表发达国家利益，不太赞同。

　　而发展中国家内部对于资金的争夺也很厉害，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日益严重的分化。

　　争论之四：技术转让

　　《瞭望东方周刊》：技术转让方面呢？发展中国家能否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技术？

　　曹荣湘：著名的麦肯锡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曲线表明，到2030年，如果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总量达到270亿吨，其中70%将来自于技术手段。因此，环境友好型技术在这场减排大战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举个例子，中国2005年的能效比为36%，比世界先进水平低8个百分点，相当于欧盟上世纪90年代和日本1975年的水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如期得到低碳技术，就将被迫用旧的高碳技术投入基础建设，此后的重置成本就将更高。

　　技术转让方面的争议，首先是发达国家不愿承认、更不愿承担历史排放的责任，不愿转让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其次是发达国家认为，在传统的贸易体制(如国际贸易、FDI)和《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之下，已经有技术转让的成效，再谈技术转让有点多余；第三是发达国家认为，技术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技术转让应以市场方式获得；第四是发达国家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认为技术转让不利技术创新和开发。

　　争议之五：适应还是减缓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以上利益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观点上一致吗？

　　曹荣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时居民搬迁问题、农业减产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能力建设、使用新能源等长线手段“减缓”气温升高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才是他们的着眼点。这里就引发出了“适应”与“减缓”之争。

　　一般来说，大国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强，更注重“减缓”，小国则关心“适应”；强国重“减缓”，弱国重“适应”。非政府组织(NGO)重“减缓”，政府重“适应”。

　　但也有例外。比如阿拉伯石油国家，虽是富国，却更关心“适应”。只不过他们关心的不是适应气候变化本身的影响，而是因为新能源的使用对其化石燃料收入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他们关心的不是适应“气候变化”，而是适应“减排”。

　　因此大国、小国、非政府组织、政府，关心点都不一样，又互相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争议当中，中国应该坚持“体制内”的路线，团结发展中国家，做后者积极的代言人和团结者，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中国争取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因为技术才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在目前阶段最有可能通过谈判打开的获取大门。